1995年11月26日，第一届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曙光计划”项目资助仪式在复旦大学举行

编者按：30年前，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倡议并出资，联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发起了“曙光计划”，助力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前行。

30年来，“曙光学者”砥砺奋进、锐意进取，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高水平原创性成果持续产出，高水平论文、国家级奖项频出，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学术影响，并推动了相关产业发展，涌现出了两院院士17人，担任高校书记、校长或厅局级以上高层次管理干部者分别逾百人，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项目超过5100项。

“曙光计划”并非终点，而是起点。“曙光计划”不仅推动“曙光学者”在科研领域勇攀高峰，更逐步孕育与形成了“以人为本，追求卓越，服务国家，回报社会”的文化，以育青衿之志，擎教育科技人才之炬，激励优秀青年科研人才不断追求学术真谛，实现个人价值与国家发展、社会福祉的深度融合。

本文摘自《上海教育》2025年第31期（总第1320期），通过“曙光”亲历者们一同回顾“曙光计划”30 年的光荣与梦想，聚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让今日之“曙光”共汇明日壮阔星河！

1992 年，我回到祖国。当时正好处在中美知识产权纠纷的敏感时期，最大的冲突点就在医药和农药。我在国外学的专业是染料化学，做的也是化学相关的研究。回国后，我发现医药领域已经有很多人，我们最缺的反倒是农药方面的人才。我就想，这是一个“卡脖子”的领域，总得有人去做，就转到了这个领域。

随即，我申请了一个项目“如何发展中国的绿色化学农药，创造新的绿色化学农药”。我也用这个题目申请了“曙光计划”。我们团队到目前为止，在研究领域有过的进展和贡献，“曙光计划”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从 1995 年开始的“曙光计划”，为上海所有高校和学科带来了前进的光。1994 年到 1995 年期间，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一些“文革”以前毕业的大学生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文革”后的大学生还没法迅速拿过接力棒。这就导致所有高校都面临一个问题——重要的学术岗位缺乏骨干、缺乏领头人。基金会看准时机，开启了“曙光计划”。通过申报，遴选一些优秀的、能够在将来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中做出贡献的人，迅速占领岗位，担起跨世纪的责任。

我们必须看到，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说在 40 多年前的科技竞争中，中国是没有名字的，那今天就是完全不同的光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清，我们用了几十年走过了别人几百年的道路，所以在某些领域，依旧会有很大的差距。

简单来说，就是做基础理论的人和做应用开发的人脱节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还要靠人。我们当然允许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兴趣，但是不能所有人都这么做。如果每个人都只在乎自己能获得什么荣誉、拿多少薪水、哪里热门去哪里，那冷门的领域必定无人问津。但在科学技术领域、在社会发展领域、在产业发展领域，热点和冷门是经常互相转换的，稍有不慎就被甩出去，你就失去了原有的优势，浪费大量资源。

其实，这也是“曙光计划”最重要的意义。回望过去，“曙光计划”给予的研究经费不是最多的，但在那个艰难的时期，它给了你一个认可，给了你氛围和土壤，让你有一种认同感，可以坚持下去，让大家在面对“卡脖子”任务时，能够坚定信心。否则，那些需要开拓的无人区，就没有人愿意去了。

作为一个以科研项目为支撑来培养人才的重要平台，“曙光计划”旨在出成果、出人才。20 多年前，在“曙光计划”的支持下，我申报的项目对收入分配的许多理论问题、政策问题、现实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在随后的曙光跟踪计划项目中，我比较了中国和印度两个发展中国家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差异，产出了一系列的成果。所以我认为，“曙光计划”对青年人，特别是年轻的科研人员聚焦某一领域提供持续的支持和激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曙光计划”启动时的聚焦点，是推动年轻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把中国的实践和理论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此来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从这些年成长起来的一批“曙光学者”来看，绝大多数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都会扎根中国实践，立足中国道路，总结中国经验，形成中国理论。这与曙光一开始的定位，扶持，计划和项目设计上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曙光计划”给很多年轻人在最开始的学术发展道路上提供了科研经费第一桶金，更重要的是一种鼓舞。我希望将来的青年社科工作者，特别是一些有非常扎实研究基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在“曙光计划”的支持下出更多的成果，成长为优秀的人才。尤其是能够聚焦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以及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发挥更大的决策咨询作用。

我在 2005 年入选“曙光计划”，这段经历对当时的我非常重要，成为了我个人科研和临床工作的基石。“曙光计划”不仅是一种专业上的鼓励，它的研究经费为我后面的临床科研的探索，提供了非常好的支撑，让我梳理了研究方向，对之后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和长江特聘教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对“曙光计划”最大的印象，是学者们形成了一个大家庭。我们把同一届一起获奖的都称为同学，曙光班的同学既是共同努力的青春见证人，还是相互之间开展沟通，在各个领域形成跨界合作的合伙人。这些沟通成就了诸多的思想上的碰撞，也成就了现实中的很多科研合作。

在所有的科研项目或人才培养项目中，“曙光计划”持续时间非常长，有着相当旺盛的生命力。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也衷心祝愿新的“曙光计划”能够秉持着我们一直以来的追求，把研究工作放在国家的战略进程当中继续发展起来。我想我们作为“曙光学者”，并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而是能够凝结起所有的力量，也就是独行快，众行远。

“曙光计划”最大的优势在于，允许入选教师自由地探索，而不是一个限定主题的指南类资助。在“曙光计划”的支持下我们做了一些前期的探索，也拿到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下的机器学习技术”，这与“曙光计划”的早期支持有很大的关系。在此之后，我还在校内推动成立了可信具身智能研究院。目前我们正聚焦可信、具身、智能。一方面人工智能正从所谓的数字世界走进物理世界，过去我们做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主要基于互联网数字世界里的数据训练模型，比如识别和分析视频、图像、语音、文本。最近的大趋势是AI 走进物理世界，与机器人的大脑和小脑结合，让它们更聪明地完成各种操作，这是我们现在推动的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走进物理世界后 AI 模型的风险问题会更多。我们不仅要关注如何提升机器人大小脑的水平，还要研究怎样确保它是安全可控的。

过去 30 年，“曙光计划”支持了一大批青年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对这批人的成长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面向 2035，我们如何实现科技强国和教育强国？我想还是要依靠一批又一批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我希望“曙光计划”能一直开展下去，不管是在人才培养还是在科学研究上，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入选“曙光计划”时非常年轻，申请哲学社会科学曙光计划的时候，报的选题是关于城市化人口的户籍制度。因为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科学的这个领域里，比较有代表性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这些学科，很多基础理论来自别的国家。这些国外理论在迁移到中国的时候，会和国内转型时期、发展时期的特征不太一样。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继承了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政策，有自己的体制和结构性特点。

随着我对土地制度研究的加深以及区域发展政策的推出，我在之后加入了曙光追踪计划。当时，我研究的领域争议很大，比如中国城市化率的提高速度是否太快？中国地区间的发展速度是否出现了巨大的不平衡，怎么办？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是否要通过行政力量控制？而曙光计划和追踪计划的支持，让我坚定不移地深耕具体选题，有了坚强的信心和信念。所以我个人认为，能够把中青年学者扎根在中国实践层面，将对中国改革和开放进程，包括现在提出的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产生重大推动意义的研究遴选出来，这是“曙光计划”的特点。

我特别希望“曙光计划”在未来发展中，能够对现在面临的哲学社会科学问题起到进一步推动作用，比如中国的学术界和哲学社会科学界，如何在更多地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上，走向世界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如果能够持续推动成果的发表过程、出版过程，以及国内和国际的交流过程，甚至包括在社会各界科普、与政府决策的互动等方面再加一把力，我相信“曙光计划”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2007 年“曙光学者”代表在黔南州参加帮扶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