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夏天，我和同窗结伴去听交响乐讲座，第一次见到曹鹏。我们刚刚高中毕业，而曹老师远远看去大约四五十岁吧。
　　1994年，我第一次采访曹鹏。那时候，他还骑自行车上下班、辅导学生乐队。感觉上，他不过年近60。
　　2004年12月，我应邀参加上海十个业余乐团为庆祝曹鹏80华诞、从艺60周年举办的“播种人”音乐会。台上的寿星，在音乐里身姿矫健，谁敢相信他的年龄啊？
　　2007年8月，再次约访曹鹏，又面对面地听他谈音乐、人生。我发现，他的双眸依然黑白分明，闪出年轻的光泽。暗暗吃惊着，我在心里做起加减法：1983年，他应该是59岁；1994年，他70岁；面前的他，快83岁了。这个采访，是约了几次才定下的，因为排练、演出占满了日程表，他忙得连体检都好多年没去做了。
　　常常有人问他，80岁了还活跃在大剧院、音乐厅，指挥若定，哪来的活力？指挥大师总是朗声回答：“一站到舞台上，我就热血沸腾、青春焕发。我想，指挥到90岁、100岁，不成问题。”
　　一个人，到了这把年纪还在不停地追梦，怎么会老呢？

　　“普及，是指挥家的天职”

　　在上海交响乐指挥的年表上，曹鹏属于承上启下的中流砥柱。他的前头有老一辈的黄贻钧、陆洪恩，后面则是新一代的陈燮阳。
　　１９６１年，是他第一个在海外举行全场的中国作品音乐会，把“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梁祝》介绍给世界；１９７５年，是他第一次率上海交响乐团，走出国门，赴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和香港地区，代表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演出；１９８６年，是他第一次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向全国直播世界名曲交响音乐会……

 1961年，曹鹏在莫斯科指挥中国作品音乐会时使用的《梁祝》总谱。1960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第一版。据说，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已没有这个版本（潘真 摄）

 1980年，港台流行音乐正风靡上海。曹鹏重返交响乐指挥台，心情激动。可是，他转身向观众鞠躬致敬时，一下子惊呆了：千余座位的上海音乐厅，只有零零落落百来个观众！序曲，是在谈笑声、嗑瓜子声中开始的。演出还没结束，人已走得差不多了。这事对他刺激太大了，“‘文革’十年，‘左’得连贝多芬都遭批判，青少年几乎全是交响乐盲！”他感到责任重大，“让交响乐走出象牙塔，需要培养听众。”
　　 于是，带着乐团跑学校、部队、工厂，指挥家兼任起普及交响乐的老师，就像我学生时代听的讲座——从乐队的组织及各种乐器的性能开讲，乐队同时演奏一首乐曲，让听众很快了解各种乐器。在此基础上，再演奏一支世界名曲，比如《田园交响曲》，曹老师提示：“你听，三拍子的舞蹈表现出节日盛会的欢乐场面；很快，音乐节奏变为粗线条的两拍子舞蹈，这是集会者的兴奋情绪达到了高潮；突然，远处传来隐隐的雷声，暴风雨猛烈地扑来，可一下就过去了；笛子的声音传来——看呀，牧童出现了，单簧管和圆号奏起牧歌。第五乐章开始，雨过天晴，大地越发清新……”
　　 一次演出结束，有青年工人跑到后台对曹老师说：“我们这代人真够惨的，以前只知道《国际歌》、《东方红》，还有就是《红灯记》、《沙家浜》，后来又迷上了流行音乐……我现在听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已经能把握它的戏剧效果，听得出小提琴与乐队的内在联系。优秀的音乐作品是精神食粮，同事们都说我变得高雅了。”更多的听众，则在信中向曹老师倾诉感激之情。

在“虹桥文化论坛”讲解交响乐，曹鹏被听众团团围住

那一阵，“星期广播音乐会”风靡申城，年轻人以听交响乐为荣。上海音乐厅举办柴科夫斯基作品系列专场音乐会，午夜就有人开始排队了，到上午售票时队伍已绕音乐厅整整三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直播曹鹏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世界名曲音乐会专场，交响乐普及热潮由上海波及全国……
　　在一份节目单上，指挥家写道：“普及是铺路，是开垦，是植树，是指挥家的天职……”
　　１９９０年，曹鹏应邀参加美国坦戈吾德音乐节，与小泽征尔、伯恩斯坦等大师交流。让他不安的是，这个著名的夏季音乐会几乎没有中国作品。这促使他在１９９３年，与香港NHN国际唱片公司策划、合作了一项系列工程：编选录制《中国交响乐大全》。扎进录音棚，一干就是五年，他终于把黄自、冼星海、聂耳、马思聪、贺绿汀、丁善德、李焕之、瞿维、王云阶、罗忠熔、黄贻钧等我国音乐家的原创交响乐作品，重新演奏、精编汇集、录制成功。曹鹏很感谢NHＮ公司创办人克劳斯·海曼和他的太太、小提琴家西崎崇子，“他们有心做了一件中国人无力做的事……因为受历史条件的限制，那些作品不可能很完美，市场价值不可能很高，但是历史价值不可估量。”

　　“我这一生，知恩难报”

　　回首往事，曹鹏长叹：“我这一生，是知恩难报啊！”他历数起从小到大，由于历史或政治原因而无法报答的人——
　　首先当然是父母。“１９５２年，母亲去世时，我正在录制电影音乐，竟没回去奔丧。１９７５年，父亲去世，我刚带交响乐团出国一个月，回来需‘消毒’三个月，不敢向工宣队请假……”曹鹏说，他很不喜欢《唱支山歌给党听》里那句“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因为世上只有母爱是最伟大的、永恒的。
　　曹鹏的故乡江阴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城，曹家是书香门第，他４岁还穿着开裆裤就跟哥哥上学堂了。上的是有名的辅延小学，那时他叫曹灿蕰。他的音乐天赋在四年级已经显露，同学们说：“曹灿蕰总归是１００分！”抗战前夕，江阴要举行禁烟音乐比赛。他每天放学后留下来跟老师学五线谱、乐理，老师弹风琴，教他吹长笛。结果，他得了全县第一名。至今还记得，老师一边责备他领奖时没鞠躬，一边带他出了饭馆又进书场，狠狠奖励他。后来逃难到上海，家里的房子被日本人炸了，跟音乐老师失去了联系。当时年幼无知，只记得老师是无锡人，好像姓钱。
　　高中上的也是名校——南菁中学，曹鹏幸遇江南名师胡森林。学校里有一架三角钢琴，他是唯一有琴房钥匙的学生。胡老师精通作曲、唱歌、钢琴、小提琴、二胡，还是一位抗日进步人士。他历历在目：一天晚上，日本兵在学校礼堂放电影，强迫全校师生观看。胡老师带着一批学生抵制，还高唱“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中学毕业考日语，全班四五十个同学“呼啦”一下全交了白卷。日本兵带着刺刀闯进教室查带头人，但最终败给了齐心勇敢的中国孩子。
　　还有一位出身大地主家庭的林路，带着他们一批进步学生，穿越敌伪的封锁线，投奔解放区。曹鹏进了华中建设大学，后来又转入山东大学文艺系。他随身携带的档案里，有一份政工队队长林路写的证明：“曹鹏同志很有音乐天赋，希各级领导注意培养。”这纸证明，庇护着他一路畅行，成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指挥。
　　曹鹏是新中国早期留学国外的交响乐指挥。之前，他先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电影乐团的指挥，已指挥过很多电影音乐和歌剧。可进了莫斯科音乐学院，他才发觉自己对交响乐指挥几乎一窍不通，而新中国的交响乐指挥专业还是一片空白。
　　莫斯科音乐学院是当时全世界最好的音乐学院，有最为严格、全面的音乐教学体系，培育过柴可夫斯基、史克里亚宾、拉赫玛尼诺夫等高徒。“经常可以在楼梯上碰到肖斯塔科维奇，在走廊里见到哈恰图良，一转身又是奥依斯特拉赫，还可能与柯岗比肩而过……我的老师是指挥系主任列·金兹布尔克教授，他家里的总谱比学院图书馆的还全……”曹鹏陷入了甜美的回忆，“当时有上万中国人在苏联留学，全是苏联供给的。３００多卢布吃饭，１００多卢布买书、买唱片，几乎每天晚上可以听到最好的音乐会，门票只要５卢布，音乐厅管理人员喜欢好学的中国留学生，经常不要我们买票……”

  曹鹏留苏时在列宁山上。上图为恩师列·金兹布尔克教授在火车站离别时送给他这个得意门生的照片，背后写着“为纪念五年的合作……我们相处得多么融洽，我深深地爱你……”。曹鹏无以回报，只能含泪在老师的俄文后写下“师恩重于山”五个大字。

  第一次上课，老师看了他的谱子，说：“指挥要有自己的谱子，不要从图书馆借。谱子是指挥的财富。”第二次上课，见他还用图书馆的谱子，才知道他买不起。第三次，就送他签了大名的谱子。五年级时，他提出要指挥一场中国交响乐作品专场，老师就为他请来苏联最好的乐队和小提琴家。演出大获成功，《梁祝》、《晚会》、《森·吉德玛》、《蒙古之歌》、《草原之歌》等中国音乐家的作品通过全苏广播电台向世界传播，还录制了“金色永久保留版”。
　　可是，他学成回国不久，中苏关系恶化。老师寄来６０岁生日照片、音乐会节目单，他不能作任何回音。老师曾让晚些回国的郑小瑛带口信：“曹鹏怎么不写信给我？他工作好不好？”１９７６年，他在上海音乐厅演出，一位瑞士广播电台的记者听出他是苏联学派的，当得知他的老师是列·金兹布尔克，记者说：“啊，金兹布尔克教授去年过世了！”他的眼泪夺眶而出。直到１９８８年，为恢复上海与列宁格勒友好城市关系，上海派出曹鹏等五人代表团访苏。此后，他又多次赴苏访问、演出，每到莫斯科，第一件事就是跑回母校，找到当年的指挥教室，向恩师的遗像鞠躬致敬……

　　“世界上最美丽最纯真的音符”

　　曹鹏指挥南模中学交响乐团演奏舒伯特的《圣母颂》，侧耳谛听孩子们指间滑落的串串音符，感动得泪光闪闪。“我喜欢和孩子们一起演奏，他们奏出的是世界上最美丽最纯真的音符……那天堂仙境般美丽动人的语言，让我再次领悟到了纯朴真诚的童心。”
　　离休后的曹鹏，倾心致力于大中学生的交响乐普及工作。他担任了上海大学生交响乐团和中学生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还亲自兼任首席指挥和音乐顾问。

谛听最纯真的音符——与上海实验小学乐手在一起

不管是严寒酷暑，还是狂风暴雨，他总是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排练厅，连续几小时站在那里，不放过每一个音符。午饭后，大指挥家靠在沙发上歇息。“这是多么亲切的回忆！”他想起很多年前还没有空调，在上海交响乐团排练厅，中午是用四张椅子拼个“床”，有时僧多粥少，只有三张椅子，两条腿就荡在“床”边……
　　一次担任比赛评委，曹鹏发现某个指挥只顾卖弄自己的打拍子，而无视乐手合作中节奏、音准等的混乱，愤然在评分纸上写下“此老师误人子弟”。在他看来，越是业余的乐队越不能敷衍，“因为他们不懂，你说什么他们都信，所以你半点也不能马虎。”他还说：“不要拿不够成熟的作品做实验，要精选一些经典作品给孩子们演奏。”
　　由曹鹏一手调教的学生交响乐团，已达到令中外听众惊讶的专业水准。２００１年７月，在荷兰南部城市凯尔克拉德举行的第１４届世界管乐大赛上，首次远征欧洲的上海交通大学管乐团，以出色的演奏倾倒了评委和满场观众，荣获金奖。这是中国管乐表演团体第一次在欧洲音乐盛会上夺大奖。
　　指挥家的心醉了！他忘乎所以，在庆功晚会上来了个侧手翻；而小他一个甲子的乐手们，则粘在他背后，滚作一群西瓜虫的样子。
　　“我们是一个个欢乐的音符，您就是默默的五线谱。／我们是春天叽叽喳喳的百灵鸟，您就是茂密的智慧树。”这是孩子们献给曹爷爷的诗。

　　“我生命中一支奇异的花”

　　一届一届的学生毕业了，进了工作单位，日子黯淡下来。他们渴念音乐啊，纷纷回来问：“曹老师，什么时候还能跟您演出？”一些在上海工作的外国爱乐人，也寂寞地寻觅着知音。而在上海成立一支业余交响乐团，一直是曹鹏的梦想。
　　２００５年秋天，不同国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十几名志同道合者汇聚到南京西路通利琴行地下室。乐器和谱架是找朋友借来的，曹鹏甚至亲手劈木头做响板。１０月１２日，第一次排练，曲目是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有乐手记下那次彩排的印象：“一路跌打滚爬，有点惨不忍听。”曹鹏的大女儿曹小夏拿出１０万元，帮助上海城市交响乐团登记、成立。

音乐之家：（左起）大女儿曹小夏、外孙丹尼、曹鹏、妻子夏惠玲、小女儿夏小曹

从此，每周三的夜晚，乐手们从四面八方（最远的从苏州）赶来，陶醉在两个小时的音乐里。队伍很快壮大到了７０多人。没有报酬，只有被视作生命的音乐梦。与带过的专业乐团感觉太不一样了，曹鹏说这个乐团“就像我生命中一支奇异的花，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心血去照料”。乐团的第二小提琴首席青木，原是日本各大业余交响乐团的主力，就因想奏出纯正的《黄河》，只身来到上海。他努力着，等待随中国业余乐团回访日本演《黄河》的那一天。
　　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２日，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在上海音乐厅首演，世界业余交响乐团联盟理事长森下元康指挥特地赶来观看。乐团就此正式加入世界业余交响乐团联盟组织，成为２４００多支世界业余交响乐团中的一员。
　　短短一两年间，乐团已经积累起柴可夫斯基的《一八一二》序曲、《意大利随想曲》，科普兰的《乡村舞会》，海顿的《第２２交响曲“哲学家慢板”》，莫扎特的《第４１交响曲》和李姆斯基的《天方夜谭》等高难度古典名曲。艺术总监曹鹏的一句话，像是这种神速进步的注解：“节目单上我的简介很长，其实只有１２个字最重要，即‘善于训练乐队，提高演奏质量’。”他抱定一个观点：“交响乐没有‘业余’。因为本身是精品，如演奏达不到一定的标准，乐团就应该解散。”
　　在发达国家，业余乐团或由国家扶持，或由财团资助。而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呢？没有赞助的时候，连正常演出都很困难，因为交不起几万元的场租费。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在曹鹏从艺５０周年的时候，贺绿汀先生曾撰文指出：“提高民众艺术素质是一项艰巨而宏伟的工程，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才会理解曹鹏这种长期不懈的努力本身的真正价值。这不仅是一种纯粹的艺术的力量，还是一种纯粹的人格的力量，只有具有神圣的使命感的人才会具有这样巨大的人格力量。”
　　１２年过去了，曹鹏还在艰难跋涉中。他无怨无悔地说：“趁我还活着，你们尽量用。”可是，究竟有多少人，体会到了他的真正价值？(潘真)

来源：上海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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