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在岁末年初最忙的时候，大家来开这个研讨会。今天研讨会的地址选在了国家高端智库之一的上海社科院。就在这个小礼堂里，国家的一些重要重大问题的决策，在这里研讨并发出声音。它既是思想的利器，也是国之重器，是社会科学的重镇。两任总书记对社科院都关心过，也都有过要求，常委、上海四套班子也都来过。

今天这个研讨发布会，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是十年思考，因为上海市“十二五”规划里面就写到了枢纽型社会组织，所以这个思想是市委的、是中央的。提出了以后怎么来实现呢？我们是五年实践。为什么这个报告今天才发布？除了疫情以外，我们还在实践。当初我们觉得不够资格，很多问题还没有破题。我们提出了问题，但如何解题，我们答不出来。但是在这五年里，我们自觉按照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要求和方向去努力，我们在路上，而且是正在进行时。五年里，我们就在做这个事情，所有的工作都是按照这个目标去努力。所以说是五年实践。

三年修改，这个课题我们改了三年。玉梅同志知道，我老给你们出题目，不断要修改、补充、完善，要体现中央最新的精神，要按照最新的数据、理论和实践来完善课题报告，反复改了很多次。所以是三年修改。

一年成文。今年我们用了一年时间，撰写了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实践案例，把面上、线上、点上几个方面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完整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带有研究性质，有问题的提出、现状的分析、路径的比较，但主要是回顾我们基金会走过的路，是实证分析。

我们这次报告的主题词，一个是上海，这是地域性，我们没有那么雄心壮志；然后是教育类，就是行业性，我们聚焦在这个行业，别的我们还不敢多讲；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我们是社会组织，中央和市委都提出过，要培育枢纽型社会组织，所以我们就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已经成立28周年。我之前是担任副会长，后来从谢丽娟手里接棒，主持基金会工作已有十年。我们一直在致力于建设枢纽型、智库式头雁基金会。枢纽型是中央提出来的，是国家战略。上海要怎么落地、如何实施？我们就是在这过程中，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去探索、去实践。

今天，我也非常激动。我今年76岁了，还有几个月，也快到了交棒的时候。当然我们都很听话，服从组织决定。今天我也非常感谢，有这么多大家来帮我们诊断，肯定、鼓励的同时，提出了很多存在的问题和继续深化的方向。

这个课题要讲缘起，最早是时任上海市市长黄菊提出来的。黄菊同志有个想法，他说上海大规模的建设已经告一段落，现在要提高软实力，基础就是抓教育。教育发展，他提出“一流城市要一流教育”，而教育一要改革、二要投入。这个投入，钱从哪里来？他说不是没有钱，要有新思路，要有改革的方法。改革方法除了财政以外，要走社会募集之路，所以决定成立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我们基金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基金会最初就是支持教育、服务教育，但这是大概念，我们跟政府不一样，该如何定位？后来我们提出了“聚财、汇智、促善、育人”。聚财，就是把社会的资源聚合在一起，我们不是钱到钱，从募集到资助，其中还有汇智。而我们的根本目的，就是促进社会向上、向善的风气，把一朵朵的火花汇聚成灿烂的焰火，把一颗颗珍珠串成美丽的项链。

随着基金会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又感到本领恐慌、能力不够了。我们既是教育类基金会，又是一个金融机构，需要资本运作，所以我们的定位是非银行类的金融机构。对于教育，我们尚且有所了解，但是对于金融，我们真的不懂，所以我们提出了“知金融、懂教育，爱公益”的口号。如何防风险、稳增长，我们也进行了很多探索，其中一项举措就是成立了投资决策咨询委员会，重大资金的去向都要经过投咨委的评估论证，为基金会的资金安全保驾护航。

再发展下去，我们提出，基金会要有一点担当，我们是“热泪”事业，要有大爱之心。大爱之心就要有担当，不是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耕好就结束了。我们调查下来发现，上海有那么多教育类基金会，有那么多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单位和爱心人士，而且，“最大的慈善是教育”也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但将爱心转变为善行，却缺少合适的平台。这是个大问题。

我们想把上海教育类基金会的底数摸清，所以萌生了这个课题。我们想要搞清楚，教育善款的总量是多少，来源有多少，支出有多少，具体用到了哪里，用得效果如何。之前没有人说得清楚。我们把它归纳为“三花”现象，天女散花、雾里看花、锦上添花，这个现象不止我们一家独有，很多基金会都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想把底数、情况、效果摸清楚。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想把这么多上海教育类基金会的诉求、想法反映出来。我们通过一定的渠道向决策部门反映。包括今天研讨会来了很多媒体同志，我们也希望通过媒体能够发出一点声音，呼吁大家来共同关心这件事情。

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想通过这个课题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建议。成立上海教育基金会联合会是我们课题中的一个构想，有一定的超前性。我们开展了问卷调查，也召开了几次座谈会，了解到很多教育类基金会都希望有一个平台，能够汇聚反映诉求，能够开展行业交流与合作。我们基金会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想把大家在公益慈善活动中碰到的困惑、问题收集起来，向决策部门去反映。

同时，我们也想做一点自律工作。基金会开展日常工作，常常会碰到很多问题，其中有一些是有明确规定的，但也有一些比较暧昧模糊。哪些地方是界限、是红线、是底线，什么好做、什么不好做，其实都需要一个示范性或者说指导性意见。举个例子，《慈善法》实施后，要求已经设立的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非营利性组织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很多高校基金会在一开始是不愿意的，认为自己是公益组织，不属于慈善概念。后来，我们基金会也去做了一点工作，讲慈善是大概念，讲为什么要成为慈善组织。后面他们也想通了，也申请了慈善组织认定。所以，基金会在实际工作中，会碰到很多问题，有些是理念问题，有些是实践困惑，我们想把这些情况向决策部门反映，并进一步实现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和自我规范，这就是我们做这个课题的一个初衷。

前面也讲到，这个课题历经十年思考、五年实践、三年修改、一年成文，今天终于发布了，我们要特别感谢上海社科院。这个课题原先一直缺一部分，它有面上、线上的分析，但是缺少点上的案例。我们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原先不敢讲，觉得自己在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方面，做得还不够。后来经过五年实践，我们总结讨论下来，认为可以讲出一些东西来。刚刚几位专家也分析、肯定了我们的探索实践。

我们就是“三公”定位，公款、公器、公益。公器就不能私用，公益的属性要坚持，公款就绝不能含糊。有一句话很朴素，但很有道理，我们公益基金会是拿着别人的钱来做好事、做善事的，要有敬畏之心。所以，这是我们的定位。

我们的特点是非银行的金融机构。聚财，是我们的主打歌。对于基金会而言，没有资产、资本、资金，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切都无从谈起。汇智，我们要建设智库式基金会，实现倍增效应。促善，就是对整个社会起正能量的作用。育人，就是立德树人，我们基金会姓“教”，所以一切工作，归根结底就是为了育人。

然后就是梳理“三花”现象，提出“三精”的管理方式，即精选项目、精准投入、精细管理，一个钱要当一个半钱用。这是黄菊同志当初成立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时提出来的。他说基金会一定要一个钱当一个半钱用，要用好它。所以我们当时提出，要募集好、管理好、使用好资金，做“三好”学生。

由点及面，我们想通过这份课题报告，把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理顺。我们也分析了问题，包括人才问题、后劲问题，以及各自为政、整体发展等问题。我们也提出了如何发展优势，包括身份优势、平台优势、机制优势。我们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在这方面有基因、有传统，我们是市委、市政府决定成立的，目的指向也很明确，成立是为了支持、服务上海教育发展。所以，一个组织的身份认同，它的血液、基因对后面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现在，我们也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效，我们也想把基金会通过十年思考、五年实践所形成的案例放到整个报告中，从而形成点、线、面结合的一份完整报告。这样我们就是重点、节点、支点——“三点”拨千斤，产生放大效应。

我举一个例子，科技成果转化，“政·产·学·研·用”，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转化环节掉链子。高校等科研机构成果藏在闺中无人识，而很多社会企业遇到技术瓶颈却缺乏科技支撑。我们做什么呢？我们与上海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会共同设立了“上海市产学研合作优秀项目奖”，做“红娘”，帮高校和企业牵线搭桥。我们投入了四千多万，但是撬动了社会、区县、行业四五亿的资金，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得到了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肯定。这个奖项也是目前上海市为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设立的唯一奖项。

基金会的很多资助项目，有些是找准支点，舍我其谁；有些则是功成不必在我，主要是合作、服务。像最近成立的上海曹鹏公益基金会，它原先在我们基金会有一个专项基金，现在它单独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我们讨论下来认为，社会各方面都支持曹鹏公益基金会，而且这个基金会是为了自闭症儿童，这是好事。所以，我们不仅作为主办单位参与了曹鹏公益基金会的成立仪式，而且还带去了资金和项目，用实际行动支持曹鹏公益基金会的发展。只要是有利于促进社会向上向善的好事，我们都支持。

案例中提到，我们支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支持爱国主义教育。有些人不理解，你们基金会怎么会支持“马工程”（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支持计划）？因为教育是国之本、善之最，教育具有先导性、基础性、全局性，教育最根本的任务是育人。而育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铸魂，是做人。马工程就是铸魂工程，就是育人工程，所以我们基金会大力支持它。

我们还支持了“玖园”工程。玖园是一个以“信仰”“爱国”“科学”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建筑群。我们支持它，实际上就是支持爱国主义教育。信仰体现在哪里？就是陈望道首译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开馆后，习近平总书记给展示馆志愿者服务队回信，指出“心有所信、方能行远”，这就是真理的力量。还有以苏步青为代表的爱国精神和以谈家桢为代表的科学精神，共同组成了“玖园”的精神内核。玖园对外开放后，据统计，三年共累计接待八万多人次，其中75%以上是社会参观，绝大部分是青少年。

我们还支持了“人民教育家”于漪教育思想研究。我们对于漪老师的教育教学思想持续跟踪了20多年。于漪老师是基础教育界的代表。教育部在1700多万基础教师中最后评出于漪老师为“人民教育家”。于漪老师已经92岁，从教70年，一辈子没有离开过三尺讲台，除了那些金句、格言、故事以外，最重要的是于漪的教育实践、教育思想。我们要把这些精华总结、提炼出来。我们不是提出要搞中国教育学或者中国教师学吗？把于漪教育教学思想总结出来，就是中国教育学。我们上海有人民教育家，所以我们花力气，围绕于漪老师做了几件事，资助出版了于漪全集、选集、研讨论文集，包括于漪思想诵写讲、于漪金句书法展等。

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在节日里给于漪老师送一束花，简单慰问一下，更重要的是把于漪老师的思想实践整理、总结出来。最近我们还准备推出于漪正传。像于漪、曹鹏这样的人物，我们要立传、存史、传世，要一棒接着一棒地传递、影响后人。这是一项长远的工作，是基础的工作，是根本性的工作。

我们要在这样的公益大旗下集合、站队、看齐、出发。这就是真理的力量、榜样的力量。教育部建党中心一位领导讲，他说对于漪老师要进行抢救式整理。于漪老师已经90多岁了，要有紧迫感。他还有一句话我很赞同，他说于漪老师是没有瑕疵的。这是一句很高的评价。也正是这些原因，促使我们把于漪老师的相关工作继续做好。

案例中还提到了一点，就是打破界限。我们基金会设立了“关爱青少年成长特别贡献奖”，打破所有制界限，打破行业界限，打破境内境外界限。第二届“关爱青少年成长特别贡献奖”颁给了顾家麒先生，他是叔蘋奖学金管委会主席。叔蘋奖学金历经三代，成立了82年，秉承“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理念，持续支持了近万名学生，钱其琛也曾是叔蘋奖学金的受益者。但顾家麒是一位香港的外科医生。我们经过反复讨论、多方咨询、全面了解，认为顾家麒先生热爱祖国、热爱公益、热爱教育，他获得这个奖项，当之无愧。第二届“关爱青少年成长特别贡献奖”，我们邀请了上海市原副市长、基金会原理事长谢丽娟来为获奖者颁奖；第三届我们邀请了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隽琪为唐盛昌、顾泠沅两位获奖者颁奖。严隽琪是国家领导人，我们邀请她，她也愿意来，这中间是存在一份信任的。

我们还资助出版了《上海六千年》《上海地情普及系列读本》（一至三辑），以及《上海城市品格读本》。上海到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们希望从历史、地情、品格、精神等方面，做一点寻根问道、存世资政的工作。

我们也希望能够借这个课题，有一些建言献策。我也曾向彭沉雷副市长讲过这个课题，彭市长非常感兴趣，对于社会组织到底如何运作、底数现状如何，他说要来专门听一次。而这个课题成为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特别委托课题，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燕爽来基金会调研后，当场决定的。包括市教卫工作党委、市教委的现任领导，都对这个课题非常关心。

今天各位专家的意见我们也会认真思考，譬如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我们在坚持独立性的同时，绝不能走到对立面。我们与政府有着非常好的互动，体现了中国特色治理体系的优势所在。

当然我们也面临着困难。当今世界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变”，甚至趋向于“乱”。怎么在变中找不变，怎么以变应变？我们认为，识变要求准确，应变要求科学，求变要争取主动，把自变量、应变量分析透了，我们就可以找到下一步行动的支点。

还有一点就是法律、政策的问题，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将来我们在这方面要做一些研究、提一些意见，比如购买服务、公益创投、慈善信托、税收优惠等，很多问题要在宏观政策层面才能得到解决。

接下来的重点，我认为一个是大家提到的深化问题，到底是什么站位，什么定位，怎样才算到位，这些问题还要不断深化。还有要抓住中央最新精神，包括共同富裕、三次分配、社会治理，抓住时代发展的机遇，在大势下思考行动，才能事半功倍。

另外一个，就是要有新的数据、新的事实、新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这样我们的课题才站得住、信得过、行得远。大家还提到了要有一些地域、内容方面的拓展，要争取一些财税法律政策的支持等。总之，我们也要研究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社会组织的发展之路。当然，目前我们不敢铺那么大，我们找准切口，重点落在上海教育类基金会，我们是进行时、在路上，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非常感谢各位，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此次研讨会。在这里我代表合作方向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

理事长  王荣华

2021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