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给大家的这本《问道教育四十年》，是我从事教育工作经历中一些重要片段的记录。此书的编辑出版，缘起于诸多同事和教育界同行的提议。他们对我很熟悉，知道我长期耕耘在教育这片田园中自得其乐，有很深的教育情结，也经历过几十年来教育改革发展的不少重要活动。用文字把这些经历及思考记录下来，可以有很多的故事，引发大家的共鸣和思索。我思虑再三，还是答应了下来。我们现在常说，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在这里，我就把这本书当作自己完成职业生涯的一份答卷，这份试卷的出题人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答得对不对，好不好，就让读者来批改和评判。

回顾我的生涯，我自嘲是一名“流浪汉”。我的求学经历很简单，中学在上海中学，大学在复旦大学,研究生在中共中央党校。但我的职业生涯则经常在“换场”：有学校，主要在复旦大学，也曾短暂地在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有国家机关，分别是上海市委、市政府、市政协和市教育卫生工作党委；有学术机构，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有社会公益组织，在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也曾是党的十五大、十六大代表和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其中有相当一段时间同时“运动”在两个甚至三个“场地”。四十多年里，我虽然“流浪”于教育、宣传、学术、社会等不同领域，但我不是身心的任性放逐和飘荡，而是知重负重、志在远方。孔子在《论语》中告诫我们，人生进德修业必须“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也就是首先应以“道”为志向，要问道、悟道、崇道、行道，最后还要得道，要循道做事立业，不能本末倒置甚至舍本逐末，只精“六艺”而悖于道德、远离良知。

回望自己的职业生涯，虽然游走于不同岗位和领域，但从来没有离开过教育战线，家国情怀育人情真。对于教育事业，我用情最深、用力最大，当然也“问道”最多。四十多年的实践和感悟告诉我，教育之道，既来自千百年来沉淀和传承的教育核心价值，也来自时代的呼唤和人民对学有所教、学有优教的期盼。近四十年，是中国，是上海发生历史性变化的伟大时代，也是我们教育事业出现深刻变革的黄金时期。我生逢其时何止是幸事。作为教育深刻变革的见证者，也是诸多重要教育事件和活动的参与者，我对四十年的教育经历作了一些梳理，初步感悟出了一些可以与大家分享的教育之道。

教育是要用信仰来支撑的事业。教育是国之大计，是党之大计。教育事业关系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对国家现代化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作用。我始终认为，有了现代化的教育和雄厚的人才储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一切皆有无限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是社会事业，也是党的事业，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事业。从事教育工作，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科学理论武装，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我经历过十年“文革”，亲眼目睹和感受了十年内乱中教育部门所遭受的重大挫折。我也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的学潮和风波。我在学校一线，深感当时“主调低沉、杂音四起、噪声不断”，做学生工作非常艰难。之后，我也一直在思考，教育在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上出偏差，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因此必须理直气壮抓学校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我和同事们一起在全国较早探索实践了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的关键环节和全过程。在全国率先提出邓小平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三进工作，得到中央高度肯定，被上升为中央政策，在全国推广并延续至今。我在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工作时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实施了上海老、中、青三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三马工程”资助计划，支持建设了“陈望道纪念馆”，使之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网红打卡”地，帮助学生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我积极主持教育部、上海市在上海共同成立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这是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首个专项，是教育部社科司会同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市教委设立的重大专项，旨在继承发扬光大建党精神、推动高校思政工作、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培养时代新人，具有特殊示范意义。

教育是要用情怀来投入的事业。我在家里挂了自书的一幅字：教育情真，终身相随。这是我的教育情结的真实表达。我认为，教育是对每一个稚嫩生命成长的呵护，是对每一位公民终身发展的守护，也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从事教育事业是功德无量的事业，也是需要付出心血、洒下“热泪”的事业。教育之难，既在于教育本身的重要性、专业性和复杂性，也在于教育的社会性和公共性，社会上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人都可以对教育评头论足、“指点江山”。教育是崇高也是纯净的事业，必须远离功利和浮躁，用真心真情来投入。我曾长期担任上海陶行知研究会会长。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和“爱满天下”的精神，始终感动着我，也激励着我不用扬鞭自奋蹄。几十年来，我始终在宣传和推动践行陶行知教育思想，更不遗余力地跟踪研究并宣传当代“人民教育家”于漪老师。她一辈子站立“三尺讲台”，为我们奉献的不仅是一堂堂精彩的课程，更是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和崇高的教师人格。二十多来，我们对于漪老师也被称之为“大先生”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传播，为中国教育界竖起了一面光彩的旗帜。我也致力于表彰宣传一批人格高尚、学养深厚、理念先进、与时俱进，且桃李满天下的先进教师典型。与先进教师们为伍，让我受到精神的熏陶。这些年我也始终牢记以人民为中心、以服务社会为向导的教育初心，注重观察和思考教育中的各种问题。我经过大量深入调查分析，提出了关注男孩问题，引发了全社会的热烈讨论，并在上海进行了探索试点。我较深入思考了“钱学森之问”，研究了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发现和培养规律，并在部分学校开展了探索实践。

这些年来，我也在古稀之年全身心参与国家教材建设，服务国家事权。央视《国家记忆》栏目采访时我曾这样说：“教材要站得住就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亿万青少年负责。”我还积极参与和推动了青少年校外教育和书香社会、书香校园建设。所有这些投入，都无关个人名利、无关个人升迁，就是一种深深的教育情怀。当然我的投入也得到了丰厚的精神回报，让我有机会经常融入到孩子们和青年一代中间，保持了精神和心理上的年轻。2021年9被国家教材委员会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授予“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

教育是要用勇气来担当的事业。教育事业是一门科学，关系国计民生。从事教育工作光有满腔激情是不够的，还必须准确理解并始终坚守教育的核心价值，遵循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大势，回应人民的教育期盼。上海作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更承担着为国家教育现代化探路、冲锋的使命。因此上海教育必须勇立潮头，锐意进取，知难而进，敢于担当，要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攀登前人没有达到过的高峰。我刚担任上海教育系统领导岗位时，市委领导提出了“一流城市一流教育”的新目标，要求我们深入研究教育如何解决好从“有书读”转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读好书”,从适应性教育转向满足性教育的重大转变。这个要求很高，如何破题解题？我反复思考，上海教育要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必须做好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两篇文章，但实现教育公平和质量的前提是要激发教育的活力。教育活力从哪里来？我认为，一是来自教育改革，二是来自教育开放。推进教育改革，市委领导提出了教育体制、机制、投资三位一体改革。基于这样的新思路，我和同事们积极运用新思路新机制推动了大学城建设，迅速增加了教育资源，扩大了教育办学规模，为教育发展赢得了最佳发展机遇。建设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打破部属高校和地方高校的条块分割，建立了市政府对全市高等教育资源的统筹机制，优化了上海高校布局结构。实施了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进一步激活了教育机制，引进了大量社会资源。同时强化政府的教育公共服务职责，结合郊区发展布局，建设了一批现代化的寄宿制高中。教育的活力也来自教育的开放。教育开放不仅是要对国际开放，开展国际教育合作，引进先进教育资源，也要对社会开放，构建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教育发展的良好“教育生态”。几十年中，无论我在哪个岗位，都要想方设法动员社会资源来支持教育。我在社科院工作时，组织科研团队配合市委市政府开展了上海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的平行研究，用第三方视角推动“跳出教育看教育”，上海的中长期教育规划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在市政协工作时，注重发挥政协各界别的知识、人脉和平台优势，共同为教育发展咨政建言，并推动运用市级科创平台服务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运用，实现“纸变钱”。在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工作，提出建设枢纽型的教育基金会，着力增强基金会“聚财、汇智、促善、育人”的功能，较大幅度增加了社会捐赠资金。我在实践中进一步体会，任何事业要取得开创性的成果，不能完全仰赖领导干部个人的智慧和魅力，诸多改革需要进行跨学科专业的研究和前瞻性、系统性的谋划，因此这些年来我积极倡导建设社会主义新智库，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也得到了各科研机构的积极响应。2018年被中国青年网“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智库建设40人”推介为“在决策咨询和智库建设领域贡献卓著、在国内外富有影响的智库人物”。我也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以及市政协、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工作中探索新智库的理念和机制，发挥新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综合功能。

当然，四十年来对教育之道的领悟和思考，并非个人的单打独斗或在书斋里的冥思苦想。我始终铭记曾经帮助和指导我工作的很多同事、老领导。他们高瞻远瞩、总揽全局的思维和决策方式、驾驭全局和化解矛盾的能力，以及忘我、严谨、民主的工作作风，都让我对教育之道有了深刻的感悟，让我终身受益，这对我来说也是不教之教。在此书完成之际，我也有幸收到了我最敬重的“人民教育家”于漪老师撰写的序言。于漪老师已93岁高龄，但依然才思敏捷，笔耕不辍。她此次亲自为此书撰写的序言，字里行间都表达了对教育的情怀和思考，读来发人深思，也让我感动。这里我要感谢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上海市教师学研究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领导、编辑为本书出版付出的心血。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夫人程岩对我的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她主动承担了教育孩子和料理家庭事务的重担，成为我忘我工作的坚强后盾，而我甚至于在她住院期间都无法陪伴，令我难以忘怀。当然我最要感恩的还是我们的时代。身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时代，我才有机会从事我所钟爱一生的教育事业，让我能够“流浪”在人民的教育事业中并有所作为，这是这个伟大时代对我最大的厚爱和眷顾。